据说《炼金术士》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）是一本世界性的超级畅销书，自1988年在巴西出版以后，已经译成了34种文字，在45个国家与地区出版，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超过了900万册。但其在中国的命运似乎并不见佳：1997年1月翻译出版后，读书界、出版界的反应都颇有点冷淡，于是，热心介绍此书的译者孙国勇君不免感到了寂寞。他写信给我，希望我看看此书，并且保证不会使我失望———可见他对此书还抱有某种信心。
我看了，而且是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看的，尽管天气很冷，周围的环境也嘈杂，但我看得很有兴味，仿佛也走进了沙漠，前面是绿洲……而且恍惚间，这位西班牙的牧羊少年变成了鲁迅笔下的过客，也是这么不断地往前走，不过前面是坟……
我不奇怪我的阅读何以竟这样地串了位，产生了如此的联想：这是在本世纪、在东西方国家不断出现的对“远方”、对“彼岸世界”的关怀与呼唤。它其实是来自人的本性，表现着人类精神的相通，本书作者把它叫做“世界灵魂”，并且说，一个人的灵魂是可以通过“直觉”而“沉入宇宙的生命洪流之中”的。
但人的本性似乎还有另外一面。如果这位巴西作家笔下的牧羊少年，他的从不要求爱人留下、永远地等待的“沙漠中的女人”，或许还有那位炼金术士，以及中国文学大师鲁迅创造的“过客”，这些永远的梦想家，永远的精神流浪汉，所表现的是人永远也不满足于现状，不断地破坏、探索与创造的生命欲求，超越的、形而上的、终极性的精神追求；那么，本书中必然出现的那个卖爆米花的小贩，水晶店的老板，商人的女儿，以至牧羊少年的父亲，鲁迅《过客》中也出现了的那位夕阳下歇息的“老人”，他（她）们却是本能地畏惧与拒绝做梦，安于现状，安于“每一天都是相同的”、“太阳一天天升起与沉落”的凝固不变的生活，不愿意做任何改变现实的事情，这种对既有生命的保守性欲求，对此岸世界的沉迷，以及生命的惰性，也都是人的本性，与前者构成一种张力，人的真实的生命运动，正是实现于二者的对立、矛盾，相互制约与渗透之中。
而且它的现实实现总是不平衡的。于是，在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个体生命中，会出现不同的倾斜。我由此而注意到小说里的一个细节：先是那位水晶店的老板向牧羊少年谈起了到穆斯林的圣城麦加“朝拜”的“梦”，后来，和牧羊少年一起越过沙漠的人群中，又有许多人是“有着自己的信仰的神”的不同民族的教徒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说，前述“永远的梦想家，永远的精神流浪汉”都是有着自己的“信仰”（终极关怀）的“朝圣”者。这样的朝圣者或者是宗教信徒，或者在精神气质上与宗教徒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。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考察中外文化，就不难发现，中国传统文化—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即是宗教精神传统的匮缺。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对超验的、形而上问题的回避，把中国人（包括中国知识分子）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现世生活的应对，而缺乏终极性的关怀与精神信仰的坚守；鲁迅说中国国民性没有“信”与“从”，有的只是“怕”与“利用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这样，在中国本土上培育出来的多是安于现状（在鲁迅看来，就是安于奴隶状态）的、充满惰性的精神的畏缩者，而很难产生不断追寻梦的理想的生命的大破坏与大创造者。因此，当“过客”因为鲁迅的呼唤与创造而出现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，他就注定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（文学）中的“异质”因素、中国社会的“异端”而存在；何况鲁迅又赋予他以“现代”的新质：他深信（现实的）“前方”永远是“坟”，也就根本打破了连本书中的牧羊少年都不免做着的“在此岸现实中实现梦的理想”的美梦，也就是说，“过客”（鲁迅）是把“梦（理想）”真正置于彼岸世界，而杜绝了在此岸实现“梦想”的任何可能性，这是他的思想的彻底处，因而对东西方浪漫主义的梦想（这是《炼金术士》这本书的作者也未能避免的）形成了某种超越，而显示出了思想的“现代性”：这样的既打破了（此岸的）“梦想”，又坚持（彼岸的）“梦的”的追求的“现代寻梦人”，即使是在20年代（以至20世纪）的世界文学里也是不多见的。
因此，“过客”在中国的遭遇，命中注定了是寂寞的：在鲁迅的笔下，他是独自“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”的，“夜色跟在他后面”，永远地。人们或者根本不能理解他明知“前方是坟”、却仍要向前追寻的“反抗绝望”的精神；或者忘记（无视）他“前方是坟”的警告，执意在此岸建立“乌托邦”，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以后，不思反省，而轻率地否定了“追寻理想”本身。这样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直到世纪末，中国的读者对自己的伟大作家所创造的“过客”形象，不是更加理解，反而日见陌生了。这个一切趋于“现世化”的90年代，本是一个缺乏想象力、理想精神失落的时代，不要说“过客”的“反抗绝望”不再唤起任何悲壮感，就连牧羊少年的“寻梦”也显得不合时宜，似乎说“梦”这个字也具有反讽的意味了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，《炼金术士》这部风靡世界的作品受到冷遇是必然的，这大概也是“中国特色”吧。
但本书的译者、出版者仍然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找到知音；或者说，他们还在坚持着一个信念：当代中国仍然需要这本写梦的追求的书；我甚至觉得，这“希望”、“信念”本身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美好的“梦”，因为在根柢里，这乃是对人的本性的一个最后的信念：中国国情再特别，人类追求美好的理想的本性总要发生作用，中国人迟早要走上牧羊少年、过客这样的寻梦者的路。正是这一点，让我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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